下面，针对当前中国汽车出口面临的核心挑战与未来方向？我拆解为两个至关重要的转型，分享一下：
1. 从“粗放跑量”到“集约提质”
“粗放跑量”指的是什么？这就是当下及过去以及绝大部分中国汽车出口的模式：
（1）以价格取胜：依靠低成本优势，主打性价比，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竞争。
（2）追求数量规模：将出口量的快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，有时可能忽视单车的利润和品牌形象。
（3）产品同质化：车型缺乏独特的技术或品牌魅力，容易陷入内卷和价格战。
（4）售后体系不完善：在海外市场缺乏成熟的销售、服务和零部件供应网络，影响用户体验和品牌口碑。
为什么要转向“集约提质”？
（1）可持续性：单纯的价格战利润微薄，难以支撑长期的研发和品牌建设。只有高质量、高价值的产品才能带来健康的利润。
（2）品牌向上：中国汽车品牌要想在全球立足，必须摆脱“廉价、低质”的旧有标签，树立起科技、豪华、可靠的新形象。
（3）应对竞争：在欧美等成熟市场，消费者更看重品牌价值、技术先进性和用户体验，而非仅仅是价格。
（4）规避风险：低质低价模式容易引发贸易摩擦（如反倾销调查）和品牌声誉风险。
如何实现“集约提质”？
（1）技术驱动：将研发重点放在电动汽车、智能座舱、自动驾驶等前沿领域，建立技术护城河。例如，比亚迪的刀片电池、蔚来的换电技术。
（2）品牌建设：通过精准的市场营销、参与国际顶级车展、打造高端子品牌（如仰望、昊铂）等方式提升品牌形象。
（3）本土化深耕：不仅仅是卖车，还要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、生产基地、完善的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体系，真正扎根当地市场。
（4）提升用户体验：关注软件迭代、服务质量、用户社区运营，打造全生命周期的用车体验。
2. 从“计划听令”到“市场指挥”
“计划听令”指的是什么？是指向中国汽车产业过去的发展模式和企业内部的管理思维：
（1）政策驱动：企业发展方向严重依赖国家产业政策、补贴和指令。例如，早年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直接决定了企业的产品规划。
（2）内部决策官僚化：企业决策流程长，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，一切等待上级“指令”，缺乏灵活性和冒险精神。
（3）忽视真实市场需求：生产什么、出口什么，可能基于计划指标而非对海外消费者偏好的深度洞察。
为什么要转向“市场指挥”？
（1）全球市场的复杂性：海外市场千差万别，欧洲、东南亚、中东、拉美等地的消费者喜好、法规标准、用车环境截然不同。一套打法无法通行天下。
（2）速度决定生死：在快速变化的科技和消费趋势面前，谁能更快地响应市场、推出符合需求的产品，谁就能获胜。特斯拉的快速迭代就是典型案例。
（3）消费者主权时代：现在是“用户需要什么，企业就生产什么”的时代，而非“企业生产什么，用户就买什么”。
（4）激发企业活力：让听得见炮火的一线团队（海外分公司、经销商）拥有更多决策权，能极大地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。
如何实现“市场指挥”？
（1）深度市场研究：真正理解目标市场的文化、审美、消费习惯和痛点，进行“量身定制”的产品开发和营销。例如，针对欧洲市场对旅行车的偏好，推出相关车型。
（2）组织架构扁平化：赋予海外业务团队更大的自主权，让他们能够快速决策，灵活应对市场竞争。50人“一城一国一代表”，以及“49人”股东“出口汽车”模式。
（3）数据驱动决策：利用大数据分析市场趋势、用户反馈，指导产品研发、库存管理和营销策略。
（4）建立敏捷供应链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，快速调整生产和物流计划。
总的来说，我的希望中国汽车工业从“中国制造”真正走向“中国智造”和“中国品牌”之路，而不是喊口号。
“集约提质”是“练内功”，解决的是产品和品牌的竞争力问题，是走出去的“硬实力”。“市场指挥”是“转思维”，解决的是企业和市场的连接问题，是全球化经营的“软实力”。两者相辅相成。没有高质量的产品，再灵活的市场策略也是空中楼阁；而没有对市场的敏锐洞察，再好的产品也可能“酒香也怕巷子深”。
当前，以比亚迪、奇瑞、吉利、长城等为代表的中国车企，正在这两个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。它们通过电动化、智能化的技术突破，提升产品力（提质），同时通过建立海外本地公司、直营门店、用户社区等方式，更直接地倾听和服务市场（市场指挥）。这条转型之路虽然充满挑战，但正是中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关键一步。
回过头来看四部门“通知”要严控新车以二手车名义出口，并未彻底堵死或否定新车以二手车名义出口，而是要放弃碎片化走向集约化，从完全的粗放式跑量到“产销”全面提质，这对于长期主义来说，这当然是出口汽车的春天来了。
